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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难民危机;倦怠如何成为当代流行词

季寺,贾敏 · 2022-03-21 · 来源: 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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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难民危机

  在整个欧洲,向乌克兰难民提供援助的庞大收集和交付系统网络正在兴起,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式组织的,但往往只是由普通人尽自己的力量来管理。在法国农村的一个小城市,《雅各宾》作者Nathan Akehurst在一次短途旅行中看到了不少于三个自制的标志,指向这种帮助。同时,在志愿者的支持下,波兰铁路部正在疯狂地重建一条线路,以运送该地区的人们。在波兰和乌克兰边境的Przemysl车站为需要的人留下婴儿车的图片已经传开了。

  整个欧洲大陆的城市已经为入境的乌克兰人免费提供公共交通。捷克共和国,一个实际面积与苏格兰差不多的国家,已经宣布它有能力吸收多达25万乌克兰人。欧盟的内部边界仍然坚定地开放。  

 

  2022年3月17日,罗马尼亚敦布勒韦尼,乌克兰难民Rahela Captari抱着孩子在一个由体育场馆改造而成的乌克兰难民临时避难所内。

  这是在令人沮丧的几周中的一线希望。然而,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关注并从事移民和难民保护工作的人,作者看到这种情况并意识到人们一直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反应,感觉也是复杂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欧洲一直在努力建设世界上最暴力的边界之一,包括与每年数以千计的溺水事件有关的例行推回(pushbacks)。仅在过去几天就有数十人溺水身亡。

  然后,还有在利比亚将人们送回奴隶制的那种交易,以及一个巨大的、不断扩大的海上军事和监视基础设施网络,以及对救援人员的普遍定罪。现在,乌克兰的反应已经证明,这些机构有能力不策划一场野蛮的运动。欧洲在去年秋天迅速向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关上了大门表明,直截了当的种族问题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决定了这种明显不同的反应。

  当然,援助难民总是正确的事情。英国内政部最初的做法,似乎是对乌克兰人像对其他逃离战争的人一样反社会(在战争的头两个星期,只有50名乌克兰人获得了签证)。这里只是说,欧洲对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采取的相对自由的做法,是如何暴露出其通常的行为不仅残忍,而且极无必要。

  多年来,欧洲各政治派别的政治家和评论员都告诉人们,欧洲大陆已经满了,让人们进来只会鼓励更多的人迁移,而且大多数难民都不是真的。在乌克兰的情况下,这种肤浅的论点已经消失了。即使是通常强烈反对移民的政府也没有接受这些观点。无数手忙脚乱的欧洲政客告诉我们不可能和不切实际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而且速度很快,规模很大。

  这对整个难民保护工作的积极影响需要迅速加以把握。首先,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有很大的升级潜力。欧盟专员Josep Borrell已经警告说,随着危机的持续,可能会有多达500万乌克兰人逃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态度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转变,因此我们需要确保在欧盟为乌克兰人提供最大限度和长期的服务,包括工作和社会保障的权利,无论乌克兰酝酿加入欧盟的情况如何。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流离失所现象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而且目前的不稳定状况很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战争已经在推动先前存在的燃料危机,并引发了对第三国粮食短缺的担忧,导致一些国家通过囤积粮食进一步危及供应。最后,对那些逃离家园的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人情味的同一个欧洲,也即将加强其在其他情况下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的能力。

  3月22日,欧盟的新“战略指南”将在欧洲理事会上得到批准。这是欧洲防务的一个宏大的新行动概念,因此,它所涉及的远不止是移民。但是,边境暴力的升级被写进了该战略的DNA。

  在难民群体中,也有种族问题值得注意。《卫报》报道,两周前,在乌克兰的Alani Iyanuoluwa逃离了基辅。在穿越欧洲的途中,这位24岁的姑娘希望能在伦敦与家人团聚。然而,她已经在法国港口滞留了10天,因为她是尼日利亚人。越来越多的难民声称英国政府无视逃离乌克兰的黑人,他们的经历再次引发了种族问题讨论,Iyanuoluwa是其中之一。

  批评者说,虽然英国住房大臣Michael Gove的难民接收计划对人数没有限制,但它与政府的阿富汗人签证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承诺第一年只提供5000个名额。当该计划最终于1月开放时,人们发现这些名额中的大部分将被已经生活在英国的阿富汗人占据。以前的担保计划于2015年启动,主要针对叙利亚难民,但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七年来提供了大约700个安置名额,而Gove承诺为乌克兰人提供“数万个”。

  Runnymede Trust的高级政策经理Alba Kapoor说,英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提出了平等问题,因为有人声称,逃离冲突的黑人往往被“非人化”,被视为非洲移民而不是乌克兰难民。她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逃离战争、恐怖和迫害的有色人种没有权利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待遇”。

  “我们仍然面临着无法正确地将来自全球南部的人视为人类,如果他们试图逃离战争和迫害。这是一个可悲的地方——不仅仅是政府,还有媒体。”Kapoor说,不需要Alan Kurdi——2015年被拍到躺在土耳其海滩上死亡的叙利亚男孩——时刻,来激发对逃离战火的难民的支持。

  政府专注于根据难民的来源来看待他们,这种做法需要重新审查。种族平等基金会首席执行官Jabeer Butt说:“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一个分级制度,即根据国籍来确定人们的需求的优先次序。这感觉就像被政府要求接受,在英国,我们重视某种肤色的人的生活,而不是其他人。”

  Iyanuoluwa和另外两名尼日利亚学生一起住在法国的Boulogne-sur-Mer。这三个人都害怕回到尼日利亚,因为有绑架和贩卖的危险,但他们说,作为非乌克兰国民,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英国的计划,尽管其中两人在英国有家人。“我们来自战争,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乌克兰护照就不能来英国,但英国应该考虑战争开始时生活在乌克兰的所有居民。”

  一群人因为是黑人而被当局从其他乌克兰人中分离出来。他们包括来自肯尼亚的Kevin Kanjuru,他的家人在英国,一个在北安普顿拥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叔叔也是当地的议员。还包括在乌克兰生活了12年的尼日利亚人Michael Uwandu,但他与9岁的女儿和比他更早逃离的乌克兰前伴侣分开,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位37岁的老人在2月底获得了乌克兰公民身份,但在领取护照之前不得不离开。Uwandu应该有资格参加Gove的计划,但缺乏公民身份证明似乎阻碍了他的申请,他有一个妹妹,是英国公民,还有一个表妹在英国,正试图加入。

  其他被滞留的人包括一名阿富汗难民,她在乌克兰拥有难民身份,但没有资格参加赞助计划,尽管一名英国国民表示愿意赞助她。慈善机构Care4Calais的创始人Clare Moseley说:“英国帮助乌克兰难民来英国的计划严重偏向于乌克兰国民。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家园和生活被冲突摧毁的人。”

  倦怠如何成为了当代流行词

  韩秉哲十多年前的著作《倦怠社会》近年来颇受关注,在读者中引起了无数共鸣。近日,The Baffler杂志刊文介绍了宗教学者Jonathan Malesic的新书《倦怠的尽头:工作为何将我们抽干以及如何建设美好生活》(The End of Burnout:Why Work Drain Us and How to Build Better Lives),这项研究为理解这种时代病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Charlie Tyson用一个笑话开始了这篇题为“新神经衰弱”( The New Neurasthenia)的书评:银行家、TikTok红人和哈里王子的共同点是什么?答案就是倦怠。心理学家对倦怠的研究已经进行了50年,医生、社会工作者等特定职业内部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呼吁警惕倦怠。但在过去两年间,倦怠的文化地位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描述特定繁重的人际服务工作的从业者的被耗尽状态的专有名词,而是在所有精英行业中不断延烧。

  Tyson随即指出倦怠的新近流行和大流行有很大关系。新冠大流行也带来了劳动者疲惫的大流行。管理不善和看似无休止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造成的压力和社会混乱制约了劳动者的承受能力。但倦怠的普遍存在不能仅仅归因于大流行,虽然护士、教师和其他一些工作者的筋疲力尽是倦怠言论增多的部分原因,但最热衷于使用这个词汇的是技术、金融、媒体等领域受过高等教育的远程工作者。那么,倦怠究竟是世界卫生组织归纳的一种慢性工作压力引起的综合症,是抑郁的一种形式,还是支撑我们的工作世界的想象走向幻灭的标志?

  Jonathan Malesic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有关倦怠的话语。新闻界对倦怠的处理,以Anne Helen Petersen写于2019年的知名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为例,往往强调倦怠的劳动者的不懈努力,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坚持完成自己的工作。Malesic认为这样的描述通过将这种疾病与“不断工作的美国理想”并列显著提升了倦怠的声望。但这充其量只是对倦怠的部分看法。

  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是倦怠研究的奠基人物,马斯拉赫倦怠鉴定是标准的倦怠评估,她认为倦怠有三个组成部分:疲惫;愤世嫉俗或去人格化(例如在医生中可以发现他们将患者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需要治疗的人);以及一种无效或是徒劳感。将绝望的劳动者描述为劳动英雄的叙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倦怠会损害你的工作能力。Malesic写道,一份“精确的诊断清单”可以减少对倦怠的宽泛使用,同时帮助受到这种疾病折磨的人寻求医学治疗。而作为一名宗教学者,他将倦怠诊断为一种灵魂的疾病,他认为这源于我们关于工作的理想和我们的工作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美国人对于工作可以提供的东西抱有强烈的幻想:幸福、尊重、身份、社区。而现实要糟糕得多。自1970年代以来,在许多经济部门中,劳动条件都趋于恶化。随着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不平等和不宽恕,很多人在幻想中加倍努力,希望通过永不停歇的辛劳,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成为想要成为的人,Malesic说这是一个虚假的承诺。

  Malesic的这项研究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虽然表面上有着完美的工作,他是一位终身教授,在自己喜爱的宗教、伦理和神学领域教学,同事聪明友善,薪资福利都令人满意,但私底下,他成了过去自己的外壳,下午几乎不能去上课,在异地婚姻中感到孤立,他会在晚上吃冰淇淋喝啤酒。他的学生闷闷不乐,漠不关心,容易厌烦和抄袭,他们损坏了他的精神。辞职之后,Malesic决定弄清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不完全是抑郁,因为谈话疗法和抗抑郁药对他都没有帮助,而辞职是有效的。他断定他的病是倦怠。

  传奇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对于我们自己的经历如何反映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力量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将看似私人的麻烦和公共问题联系起来。倦怠作为一种个人疾病,反映出的是一个破碎的劳动系统,正是这种重新构想的首要对象。倦怠作为一种心理概念出现的时间大致平行于美国经济史上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1970年代,战后的荣光消退,不平等开始飙升。20年前临时工行业的兴起预示来了未来的发展。在顾问的建议下,企业开始裁员。Malesic指出,“临时工成了理想的劳动者。”劳动者开始被视为负债而不是生产力的来源。在放松管制和工会力量衰落的助推下,企业实现了从资本到劳动力的大规模风险转移。与此同时,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情感要求。在服务性工作中,我们的个性与情感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它们是雇主租用并控制的。

  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种新的工作道德准则得以确立:社会学家艾莉森·普格(Allison Pugh)称之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单向荣誉制度(one-way honor system)”。如果员工希望获得(或保住)一份工作,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要知道雇主并不觉得自己有回报的义务。有一个事实值得重复:自 1974 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但实际工资却始终持平。与此同时,似乎是为了弥补日益不稳定的经济,我们对工作的幻想变得更加强烈。努力工作可能是美国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皮尤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80% 的美国人用“勤奋”形容自己,超过所有其他特质。如果如Malesic 所说,倦怠源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那么倦怠就是对理想主义者的惩罚。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他的名篇“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辛劳(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中畅想了一场让所有工作都变得愉快的政治变革。Malesic却认为工作根本不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自从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问世以来,基督教思想经常被指责给人们灌输了有毒的工作理想。但Malesic 认为毒药可能会产生解毒剂。宗教崇拜、犹太人的安息日都是确证比工作更高的善的休闲活动。在那些工作处于边缘地位或严格遵守限制的社区中:新墨西哥沙漠中的本笃会修道院,达拉斯一家看起来像是理想工作场所或有着超凡魅力的邪教组织的非营利组织,这些让工作从属于更高目的的社区都在促进其成员的成长的同时在经济上生存了下来。

  Tyson对Malesic此书提出的一项批评,是他对倦怠的政治价值判断的模糊。倦怠究竟是弱者的武器、一种反抗不公正的工作系统的方式,还是自私自利的精英阶层的新一轮矫揉造作?Malesic关注到了将女性和少数族裔推入倦怠的工作压力,他对于残疾人如何引导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于工作的支配性想象的讨论——引用了残疾艺术家Sunny Taylor的文章“不工作的权利(The Right Not To Work)”——也具有启发性,但除了对于蓝领工作如今也要求“白领工作道德”(不再允许脱离联系)的简单讨论以及对一名因在轮胎工厂工作失去了一根手指的自行车手的采访之外,阶级几乎没有进入过他的分析。他没有提到倦怠在工人阶级当中是多么普遍,书中的倦怠者大多是医生和教授。

  Malesic发现最接近倦怠的历史现象是神经衰弱——19世纪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富裕的脑力劳动者中出现的一种精神耗竭状态,关于倦怠的语言也出现在了关于神经衰弱的经典医学著作中。这个明确的先例让我们更有理由怀疑倦怠和神经衰弱一样,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疾病。正如丹尼尔·马尔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精英陷阱》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当前经济秩序的一个古怪特征是超级富豪工作得多么努力。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主要由高管、金融从业者、顾问、律师和专科医生组成,他们报告的工作时长极长,有时甚至每周超过70个小时。这些工作狂精英似乎不太可能在倦怠鉴定表的无效率指标上得到高分(疲惫和愤世嫉俗是另一回事),但富人设计的怪异的工作伦理似乎与我们对于倦怠这种文化现象的理解高度相关。Malesic哀叹的损害灵魂的虚假工作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中上层阶级的,很多工人阶级的劳工早就从经验中了解了工作的剥削现实。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的工人更容易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用处。

  倦怠也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现象。从中国的“躺平”风潮到日韩对过劳死的强烈抗议,都展现了人们对不人性化的工作理念越来越愤慨。瑞典和一切欧洲国家为倦怠的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芬兰的倦怠患者可以参加有偿的康复工作坊。但倦怠的主流化似乎不太可能带来关于闲散的积极方面和追求不那么异化的工作形式的更健全的公共讨论。这个术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恰恰是因为它与那些迷恋过度工作的富裕专业人士产生了共振。如果工人阶级一直被排除在这个指标之外,倦怠就不会在知识工作者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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